2012/2/8 18:16

茶是雅物，亦是俗物。進入世俗社會，行于官場，染幾分官氣。行于江湖，染幾分江湖氣；行于商場，染幾分銅臭；行于清湯，雜幾分脂粉氣；行于社區(qū)，染幾分市儈氣；行于家庭，染幾分小家子氣。熏得幾分人間煙火，焉能不帶煙火氣。這便是生發(fā)于“茶之味”以“享樂人生”為宗旨的。“世俗茶道”，其中大眾化的部分發(fā)展前景看好。

茶是雅物，亦是俗物。

當(dāng)它進入官場，與政治結(jié)緣，便演出一幕幕雄壯的、悲壯的、偉大的、渺小的、光明的、卑劣的歷史活劇。

唐代，朝廷將茶沿絲綢之路輸往海外請國，一借此打開外交局面，都城長安能成為世界大都會、政治經(jīng)濟文化之中心，茶亦有一份功勞。

唐代，文成公主和親西藏，帶去了香茶，此后，藏民飲茶成為時尚，一此事在西藏傳為歷史美談。

唐代，文宗李昂太和九年（835），為抗議榷茶制度，江南茶農(nóng)打死了榷茶使王涯，這就是茶農(nóng)斗爭史上著名的"甘露事變"。

明代，朝廷將茶輸邊易馬，作為殺手銅，欲借此“以制番人之死命”，茶成了明代一個重要的政治磋碼。

清代，左宗棠收復(fù)新疆，趁機輸入湖茶，并作為一項固邊的經(jīng)濟措施。

茶是個靈物，隨國家政治的舉措而升沉起伏，輝煌過，也晦氣過。

史書記載，1044年（宋仁宗慶歷四年。西夏景宗天授禮法延詐七年八家與夏議和，宋封元是為夏國王，并每年給以“銀七萬兩，綱十五萬匹，茶葉三萬斤。”

宋朝國人將茶貢給朝廷，朝廷又將它貢給西夏，以取悅強敵。茶負載的不是友誼，而是對強權(quán)的屈服。

在我國清代，官場欽榮有特殊的程序和含義，有別于貴族茶道、雅士茶道、禪宗茶道。在隆重場合。如拜謁上司或長者，仆人獻上的蓋碗茶照例不能取飲，主客同然。若貿(mào)然取飲，便視為無禮。主人若端茶，一意即下了“逐客令”，客人得馬上告辭，這叫“端茶送客”。主人令仆人“換茶”，表示留客，這叫“留茶”。

茶作為有特色的禮品，人情往來靠它，挖門子搭橋鋪路也靠它。機構(gòu)重疊，人浮于事，為官為燎的，“一杯茶，一包煙，一張‘參考’看半天”。茶通用于不同場合，成事也壞事，溫情又勢利，茶雖潔物亦難免落入染缸，常扮演尷尬角色，借茶行“邪道”，罪不在茶。

茶入商場，又是別樣面目。在廣州，“請吃早茶！”是商業(yè)談判的同義語。一盅兩件，雙方邊欽邊談。隔著兩縷裊裊升騰的水氣打開了“商戰(zhàn)”，看貨叫板，討價還價，暗中算計，價格廝殺，終于拍板成交，將茶一飲而盡，雙方大快朵頤。沒茶，這場商戰(zhàn)便無色彩，便無詩意。只要吃得一杯早茶，縱商戰(zhàn)敗北，但那茶香仍難讓人忘懷。

茶入江湖，便添幾分江湖氣。江湖各幫各派有了是是非非，不訴諸公堂，不急著“擺場子”打個高低，而多少講點江湖義氣，請雙方都信得過的人物出面調(diào)停仲裁，地點多在茶館，名叫“吃講茶”。這不為錯，茶道之宗旨就有“致清導(dǎo)和”一說。

茶道進入社區(qū)，趨向大眾化、平民化，構(gòu)成社區(qū)文化一大特色。如城市的茶館就很世俗，《清稗類鈔》記載：

京師茶館，列長案，茶葉與水之資，須分計之；有提壺以注者，可自備茶葉，出錢買水而已。漢人少涉足，八旗人士，雖官至三四品，亦廁身其間，并提鳥籠，曳長裙、就廣坐，作茗憩，與困人走卒雜坐談話，不以為懺也。然亦絕無權(quán)要中人之蹤跡。

民國年間的北京茶館溶飲食、娛樂為一體，賣茶水兼供茶點，還有評書茶館，說的多是《包公案》、《雍正劍俠圖》、《三俠劍》等，顧客過茶病又過書痛；有京劇條社，唱戲者有專業(yè)演員也有下海票友，過茶癮又過戲癮；有藝茶社，看雜耍，聽相聲、單弦，品品茶，樂一樂，笑一笑。